汉风魏骨 卓荦不群——读塞上名士王雪樵（二）

作为与于右任同时代的书法家，王雪樵在1930—1932年期间，正是他苦心孤诣致心力于书法修炼的岁月。他曾在古佛洞、关帝庙等处隐居，一边调养身体，一边研习书道。他曾在自用的砚台刻下如此铭文：“砚系袁君伯玉所赠，余浸淫秦汉六朝碑碣，垂二十年矣，此石有劳焉”（图八）。这不只是一个书家刻苦用功的自我言说，也向世人透射出巨量信息。比如他对秦汉六朝碑碣的锺情，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的审美向度以及时代气息。证之以他的作品，我们可以读到二十九岁以后居隐故乡潜心书艺的王雪樵，一个不受时世限制的心灵文本立马就在人们面前鲜活了起来。

雪樵先生的书风是多彩多姿的。他长于行草，兼擅篆隶，所谓“一花五叶，各自馨香”。从篆隶入手，探求汉字本原，是把学问落实在书写中。观他的篆隶作品，无论取法、笔墨以及格调气象，始终透射出一种静气，安详平和，从容不迫。他同时又把秦汉碑铭中的古雅质朴沉静浑穆落实到行草书的笔墨书写之中，一以贯之，始终如一。早些时候，他所书的榜书匾额如“飞云洞”（图九），笔力刚健，气象正大。如“积乃楚珍”（图十），气机浑圆，沉着温润。如“树德务滋”（图十一），方正敦厚，气聚神凝。这些足见他的笔性与笔力，而他写的孙岳碑志（图十二）虽则不出《张猛龙》，但字势奔放，笔力清俊，笔法上方圆并用，章法上能在行与行相对疏朗与结字相对茂密间，形成对比，整体浑然天成，格调统一。但这一时期的作品个性化标志并不明确，说明也还只是他书法成长的一个时期。

事实上，雪樵先生在游历北京、太原、南京、西安、杭州以及五台山等名城古刹之文化首善区而后，他的视野之开阔，理念之坚定，功夫砥砺之勤奋，乃至其代表作品的艺术水平，均不逊于当时的任何一位书法名家。（图十三于申江赠王荫芝《刻画风骨》联、十四书及中堂《礼器碑》）以1932年《重修古佛洞碑记》（图十五）为例。这是一篇由雪樵先生撰文、书丹并篆额的代表作。通篇观之，洋洋洒洒五百余字，以隶书为之，整体变化多端而又完整统一。他的隶书不从唐人学隶书，而自然伸缩，随形收放，肥瘦得宜的高古风貌，打破了唐人隶书整齐划一的习气，其用字高古，偶参篆法，如“以，夏”等字，古朴典雅。其结字沉稳，变化有方。如“黝”字的右边部分，上下参差，活泼可爱。章法上虽受碑刻整体要求的限制，字体呈偏势，字与字之间稍空，给人以疏朗之感。而行与行之间则相对较密，但字字不相颉颃，互相让揖。从单字个体来说，主笔与副笔之间，长与短，粗与细，直与曲，松与紧，轻与重，疏与密，点与波，方与圆，等等对立统一的关系都处理得从容不迫，不矫情造作，不激不厉，温雅纯朴。仅从深得汉隶神髓而不落唐隶窠臼到从容雅致气格不凡这一点来说，这件作品在清以降的隶书书写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王雪樵建立了自己的风范与高度。再从这篇记中可以想见雪樵先生的文字功力，其文彩斐然，行文洒落，堪称佳作。再者，这篇记文从语言到文字书写，都标志着一个书法家的成熟，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道文化风景。锺明善先生称其“诉诸金石之后，倘置之《华山》《史晨》之间亦毫无逊色”，堪为的论，并不为过。

雪樵先生浸淫六朝，于北碑用功最勤，着力尤多。如《张猛龙》的险绝峻逸，浑穆雍容，如《张黑女》的外宽内紧，笔势洒脱，如《石门铭》的欹侧多变，跌岩雄浑，如《泰山金刚经》的体兼隶楷，安静简穆，在在都将他法纳为己法，不拘一格，涵化统摄于自家风范之中，形成了点画峻朗，方圆互生，骨气洞达，雄深峻丽的“雪樵体”，独秀于塞上，而成就了近现代书法史上的“这一个”！

康有为认为，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碑版的完备在北魏。而在这一时期，楷书法度刚刚建立，法式并不成熟。在以“平画宽结”为地域特点的关中地区道教造像题记书法中，出现了早期秀美多样的杂揉体。启功先生认为有几种变体，一种是构造与笔画姿态都想学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笔画无论方画粗细，写的总不像汉碑那样地道，有的隶意多些，有的隶意少些，都是隶真的化合体。另一种是北周《华山庙碑》这一类掺合各体的化合体。事实上，从文字角度看，这种篆隶杂揉是文化式微时“卤生”的结果。但从书法审美的视角看，这种笔法杂揉现象，或掺隶入楷，或篆隶草并用，其结体稚拙奇特，别具情趣，恰恰满足了人们丰富的审美想象力的需求。所以说，揆诸当下，人们在魏体书法中获得了审美的愉悦，这也是康有为以降魏碑流行的“秘结”。在北魏中期以后，尤其到晚期，魏碑进入成熟阶段，笔法上方圆并用，结体上精妙严谨，表现出遒劲秀逸的艺术风格，这为书法创造力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审美视域。以于右任推崇的关中三绝碑（《广武将军碑》《姚伯多造像》《慕容恩碑》）为例。《广武将军碑》乃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所立。书体在隶楷之间，是隶书楷化过程中的代表性作品。线条细劲，结体宽博，整体上宕逸朴茂，奇态横生，笔致变化多而使转奇妙。《姚伯多》是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所立。用笔方中有圆，圆里含方，藏露兼容，笔画挺劲。楷中兼隶书遗意，字形大小、斜正变化多端，拙中寓巧，自然而有天趣，是北碑之异品。《慕容恩碑》（又称《豆庐恩碑》），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所立。隶中杂楷，平整中和，虽不乏意趣，但少了前两帧碑志的烂漫自然，显得整饬端肃，且有装饰意味。其中《姚伯多》以楷兼隶，体势雄健，笔画稚拙，为“北魏体”的代表。观此三通碑，可以寻绎出隶书楷化中的端倪来。于右任受此启发，逆行取法，返本溯源，活用其体，化而为己，自成机杼。而王雪樵的书法选择则别开生面，他以“斜画紧结”的《张猛龙碑》为其依托。康有为曾将此碑列为“精品上”，称其为“正体变态之宗”。整体上看，此碑奔放自由，奇宕舒展，笔力雄健清俊，点画方劲浑厚，起收方锐，棱角分明，干脆利落，表现出秀逸华美庄重秀丽的审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