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魏骨 卓荦不群——读塞上名士王雪樵（三）

立人之成败在于环境所染。裹挟在历史潮流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可能是先知先觉，王雪樵也不能例外。换句话说，在清一代碑学风气盛行之时，有人认为，“到康有为、于右任那一代，已经迈过了碑学发展早期的一味模仿阶段，气机打通开来，小字大字都是一样的格局和结势，他们的结字还是碑体，但落笔更自由，直起直落，不太纠结起止的变化形态。”的确，人无法跳出时代，无法选择环境，但对于一个艺术个体来说，他能驾驭的却是自己，自己的技术手法，自己的审美向度，审美趣味，审美品格。在我看来，于右任晚年的草书并不是无懈可击，但他用笔的果决、简洁、空灵形成了他的风格，没有死笔也是于右任用笔很了不起的地方。雪樵先生唯一与于右任可以比肩而立的，也是雪樵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全然赓续了《张猛龙》的审美精神，创造性地将楷书之法巧妙地运用于行书创作。其代表作品如对联《簾云槛露》（图十六）《倪迂米老》（图十七），如中堂《赠鹏九录南海论书绝句》（图十八），如横幅《赠希紫垣录张问陶诗》（图十九）等。尤以书于1937年即先生去世前两年的四条屏《录张船山诗》（图二十）最为上，堪称精品。此作每屏两行，行距宽而字距密，章法上黑白对比强烈，虚实相生相成。字法以行楷为主，杂揉篆隶草，如“苦、买、贵、也，青、春、空、君、爱、山等”，结字宽绰端严，行笔顺势而为，干练爽利，力透纸背，入木三分，所谓“八面出锋，痛快淋漓”矣。先生下笔肯定，笔势飞动，凝重中不乏精巧，飞扬中并不偏薄。从神采上看，正所谓“遒媚为上，外加浑深，不坠佻靡”之谓也。解析这件作品给人的启示有三点：其一，临古的目的是创造自己。有的人，踵随古人脚印，亦步亦趋。有的人，借古出新，写出自己的面目。有的人，则超越前者，另辟蹊径。雪樵先生就属于后一类。其二，欲成大家者，借鉴古人是必须的，但须得下化合统摄涵化生成的功夫。从雪樵先生不同时期的创作中，可以窥见其中端倪，说明先生是理性的选择的。其三，格物致知，融会贯通是书家之所以成为大家的看家本领。先生从临摹出发，至自由创作，经历了几十年的砥砺琢磨，从而臻达从本在到自在到自由的全过程。所以，他四十岁以后的创作已然进入到一个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境界了，惜天不悯人，先生盛年离世，可谓赍志而殁，加之世事沧桑，先生在成熟期留下的作品并不多，为历史留下了巨大遗憾。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今天对先生的评价。

而于魏碑而言，我一直认为，存在一个如何雅化升华乃至化腐朽为神奇的问题。在王雪樵生活的时代，于右任沉静中飞扬。谢无量严重中烂漫，吴昌硕烂漫中严重。王雪樵则雄秀中灵动。他们依各自不同的风格面目在一个时代，卓尔不群，各领风骚，无疑是一个时代的幸运。揆诸于古贤，所谓“法可因人而传，精神兴会，人所自至”。无精神者，书虽可观，不能耐久玩索；无兴会者，写体虽佳，仅称字匠耳。也即是说，一切有创造力的书法家都是化古出新的高手。且不论“柳法本颜而自出新意”（苏东坡语），其实柳公权是将颜的“外拓法”转换为“内擫法”而获得的“新意”。反观民国时期上述的这些人物，又都是以帖的精神化碑，或以碑的精神化帖的先导。他们继承了碑的精神，碑的意味意趣，又执守了帖学尚清尚雅从容中道的文脉道统。

 苏轼曾有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画画只能画得像，这就跟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作诗只能停留在字面上的意思，那不是一个好诗人。画要画出神采，诗要有言外之味。古代艺术论将这种思想表述为：“含不尽之意如在言外”、“象外之象”、“味外之味”、“意外之韵”，等等。书画相通，其实是技与道的相通相生。这里先放下技的层面不论，仅就道的层面即书法的最高境界而言，书法与诗与画，与音乐舞蹈，与其他艺术，皆同一理。它所诉诸于不仅在技，更在于道——即精神性诉求。中国文化是隐喻文化，中国艺术是讲求深层意蕴的。所以，“书虽一艺，与性道通。”（何绍基语）像其他艺术一样，“书为心画”、“书如其人”，“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语）。这里，“如”是从、遂的意思，是如影随形的。概而言之是说，书法能体现或象征书家的人格，是一种浸润渗透着自我、表达表现着自我的高层次的艺术。我们谈谈王雪樵这个人吧。先讲个故事：

“一九二六年四月，吴佩孚唆使河南的镇嵩军在刘镇华的率领下，向陕西的李云龙（字虎臣）与杨虎城部发动攻击。杨虎城率部进驻西安。时称‘二虎守长安’。后经冯玉祥、邓宝珊等率部驰援，西安之围被解。为庆祝胜利，于右任先生邀请塞上名流王雪樵与会。雪樵得讯后，从神木出发，细雨骑驴，跋涉一月，于“游艺大会”开幕前一晚到达西安。第二天，大会开幕，雪樵应邀为‘游艺大会’四字题写了会额，受到与会文武官员的一致赞叹。

一九三六年，王雪樵再赴北平，参加‘北平笔会’经过轮番竞选，反复评鉴，他的书法被评为‘北方第六’。载誉归来，途径包头，受到河套同乡的盛情款待。居留期间，他为此间经商的同乡留下了不少墨宝。（图二十一《青塚河畔》） 经过这两次书法盛会的推动，雪樵的书法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一时名声大噪。”

这两段文字是我从狄马先生发表在《随笔》（2021五月号）上的《塞上名士王雪樵》一文中照抄下来的。让我觉着有意思的是，文人好名，古今皆然，雪樵先生亦不例外。而王雪樵之所以风尘仆仆，骑着毛驴，艰难跋涉千里之外，就为了赶一个热闹的书法场子，这其中有他的考量。其一，这是于右任先生亲邀的。一是说明于先生高风亮节，平易近人，但雪樵先生也真够朋友，想见那怕是天上下刀子，他也是不会含糊的。因为，一诺千金，这关乎对一个塞上人的声誉，也关乎对一个文人的评价。先生秉性耿直，率真刚毅，在此可见一斑。二是先生久居荒陬，其书法如何理应得到专业的评价而有一个公共认知的。通过两次“赴会”，先生声名鹊起，闻名遐迩，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自己，仅此而言，先生是一直踌躇满志的，且终生引以为豪。

再说一个故事吧。1925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过寿，派一副官携重金到神木请王雪樵写寿幛，其时王雪樵正在关帝庙避暑乘凉，来人手端银元依势作大，雪樵断然回绝：“字不卖钱，恕不从命。请复命井大人，是手为父母所生，先师所工，非井镇守使然，送客！”来人倨官傲慢，竟出胁迫之语，王雪樵猛地一巴掌扇过去，二百块银元在山坡上乱滚。这个故事已经在神木当地流传很久了，至今还为人称道。雪樵先生这类故事还有很多，比如主持天足会，比如赠书“盖神木”，等等。这些故事在在表现出一个正人君子的风骨，既坚质浩气，又高韵深情的个性特点。这是大写的人，一个真人！他的文人风骨，其勇毅坚韧，其正直刚强，其沉雄勃郁，表现在书法上的超凡迈俗，清刚秀雅，气宇轩昂，风流倜傥，在那样一个纷乱复杂波诡云谲的时代，已经凝定成一个标出的个在！       

费孝通先生在讲到文化的社会性和传承性时，发明了一个词叫“差序格局”，意思是说，人类社会因为“不断地预备着新人物等着去接替旧人物死亡和退伍所发生的缺位，所以能够不断延续下去，而且这种接替不是在同一时间发生，是参差不齐的。同样也可以用继替和差序的概念来看待人类的文化。”社会为什么能长久存在?因为有“文化”。而文化的作用正是基于人的群体性即社会性。群体超越个体的局限而存在，归因于每个个体的人有生有死，不同的人的生死是有时间差的，生不同时，死不同刻，而不同时间生死的人，不同代际的人有共处的时间。在这个共处的时间里，每一个人的人生经验、知识、感受、发明、发现等等，可以交流学习，互鉴互补，互相传递，可以成为别人的东西，保存在别人那里。一个人逝去却把一生的知识积累贡献给了他人，传递给別人，这样不断的传递就形成了动态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与“文化”可以使人“不朽”的道理。人文社会和文化血脉的赓续承继正是遵循着这种规则。书法在中国民族文化传承中，其最大的文化价值恰恰就表现在人文世界的历史性之中。我曾说，书法是文化的“指纹”，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样相的留存而言的。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性传承中，文化的“不朽”，正是人的不朽。在这方面，中国古贤老早就有这种“自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那么，艺术家则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的。这是“文化历史性”对艺术家最高的礼遇。反过来说，艺术的社会性又是借人生死的“差序格局”来实现的。因此，艺术品的价值和艺术家的价值都是在文化的历史中得以认同和显现。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王雪樵先生的生命意义与作品价值，我们有理由认为，尽管先生在生命的盛年赍志而殁，壮志未酬，对他个体生命来说，乃至对一个家族来说，这种遗憾还可能波及几代人。而他的书法作品也历经浩刧，几经损坏，留下来的并不很多。况且，昊天不悯，他未大展雄才。然而，历史是公允的。如果理性地从人文历史的视角来看，他毕竟是留下来了！毋庸置疑，雪樵先生所建构的文化丰碑也必然在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图景中生动起来，也必然会在未来的书法传承中发挥作用。

                                           （2022．8．28日于长安万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