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在《书法》2022年11期刊出

二十世纪初的陕西书法家群体被认为是“陕西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块亮色”，它以西京书画学会为依托，活跃于古都西安以及关中地区，而独秀于陕北与塞上的王雪樵与之相呼应，共同构筑起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回望或者重读王雪樵的书法艺术，对于认识和理解上一个世纪初的书法传承与文化脉动则是有着一定的学术意义的。

王雪樵（1894—1939），神木县城人，名光荫，字雪樵，号雪山樵夫，慕陶馆主，一苇居士等，肄业于北京法政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主事、陕西省长李根源秘书、府谷县麻地沟县丞等职。有《王雪樵墨迹选》《中国历代经典碑帖·近现代部分·王雪樵卷》行世。

王雪樵先生幼而好学，天资聪颖，十二岁即为神木凯歌楼题榜书匾而得书名。十九岁入北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学专业，期间广涉书事，于书肆坊间搜集碑帖，每得之而心摹手追，未能间断，为其书法艺术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底基。并常出入于神木人裴宜丞大家之室，结识林琴南、袁伯玉诸名流，博见多闻之际胸次眼界大开。1919年，先生正值风华正茂之时，又得荐而识陕西省省长李根源，任省政府秘书。于是，大漠之子成为古都的主人，进入中国文化的首善区，如鱼之得水矣。此之时，先生常盘桓徜徉于书肆碑林，广泛收搜名迹善本，得书法拓本逾千册，又得与书法名宿于右任先生相识，且广交同好。这一时期，先生得一时之利，广积博纳，遂使其书法在生成发育中得之阳光雨露的滋润而丰富营养，已然芃芃发速之势。

1922年先生随李根源入京，一年后因倦于官场而隐归家园，其时才29岁。归乡于一个知识人生来说，不啻为又一种选择。而他身上的文化责任则是自己自觉地扛在肩上的。他选择了当神木大学堂堂长，即小学校长。开设新课如数学、史地，如自然（格致），如体操，把现代教育引入高原塞上。为传承中华文化，他为学生增设书法课，把书写的技能和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中国科举制度被废除是1905年，“五四”运动倡导新文化正是1919年，当时在偏远的边塞地区能奋起与旧学究进行抗争而传播新知，传承优雅的书法艺术，同样既需要远见卓识，也需要坚定斗志。从民间至今流传的以先生为主导的“天足会”的故事来看，那种陈教陋习的沿袭也为先生所提倡的新思想不相见容。在这种文化情景中，先生所传承所传播所鼓动的思想意识精神形态无疑是与先生的崇高的人文情怀相生发相激荡的。今天，一百年以后的我们如果反观，怎能不感佩先生的这种文化自觉和高尚情怀呢？

雪樵先生在书法上无疑是天才，秉赋极高。但先生又是苦学派，笔墨经验丰富。一个十二岁就为神木凯歌楼以榜书题匾的少年，被认为是“神童”，他的天赋异禀，令人称赏是很自然的。但一个仅凭少年英气和天才成全一生书法成就的人，似乎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纵观历史，池水尽墨，退笔成冢，日课不懈，何尝有一人轻视了笔墨技巧的锤炼，轻忽了技术操作层面的砥砺修行？传世的历代名作中，哪一件不是以超群拔萃的过人技艺而体现出深厚的文化意蕴？书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技术性操作性极强的艺术。

一个仅靠天赋异禀，仅凭奇思妙想，或者幻想而没有在传统经典中砥砺修行，没有长时期笔墨经验的积累而成全一生的艺术家，历史上并不存在。所幸的是，雪樵先生在其青年时代有了在文化首善之区的见闻博识之后，清醒的意识到了书法家赖以安身立命的本事所在——书法的立身之本是技巧的锤练和笔墨的修行。这一点，应该说是他后来取得成就的根本所在。这种文化上的“自觉”，在塞上文化近于荒原的民国时期，尽显出与众不同，而且可谓殊例。相传他的刻苦用功之勤是鲜见的。清晨起床，来不及盥洗就站在了案边，临池数百字而后才事它事。其用墨量之大，也是少见的。在那个还没有工业墨汁的时代，磨墨一定是个花时间费气力的活儿，家人弟子亲友谁碰到都得不辞劳累代为服务。他说，天分聪明者，也得垛两三房纸来练字。说是有一次他为山西某大户书寿幛而谢绝润金却带回四头骡子驮着八垛纸张浩浩荡荡地从忻州返回神木，可以想见，有这样一个嗜纸如命的书法家，那阵仗置于任何时代都是文人佳话！从目前数经浩劫而传留下来的作品看，先生早年在篆隶北碑上是下过功夫的。如唐代瞿令问篆书《峿台铭》（图二），汉代隶书名碑如《衡方碑》（图三）《郑固碑》（图四）《史晨碑》（图五）《曹全碑》（图六），介于楷隶之间的南北朝时期《泰山经石峪摩崖石刻》（图七）等。

从书法专业的角度看，一个成长中的书法家其审美选择的形成与时代风气是分不开的。在王雪樵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末民初风云迭荡的时候，而于书法而言，其审美风尚则延袭了清季碑学大兴的余脉。众以周知，所谓碑者，乃先“书丹于石”，然后镌刻摩拓的作品。北魏、周、齐、隋、唐的碑刻摩崖等石刻文字书法作品统称为碑，于是便有汉碑、魏碑、唐碑之说。而所谓帖者，即“墨迹”，如锺繇《宣示表》，相传乃晋室南渡时王导将此表缝在衣带里带到南方的，后来传给他的堂侄王羲之，这才有了《宣示表》为“法帖之祖”和“衣带过江”的著名典故。所以后来所说的“帖”又包括了宋以后对前代墨迹的摹刻捶拓的作品，《淳化阁帖》就是例子。碑学一词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提出来的。从此才有了碑学与帖学的分野。其实，碑学运动的起始，是学者们踏遍青山发现汉隶开启的。碑学兴起的大背景是有清一代“文字狱”的思想专制，这时主流学者转向了汉学即朴学方向的学术活动，掀起金石学和文字学的学术风尚，成全了对汉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人文面向。由于他们对秦汉篆书隶书的审美兴趣，产生了一批以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为主体的篆隶书家，除了高举“复古主义”大旗的傅山以外，还包括王时敏、郑簠、戴易、石涛，而金石学家中朱彝尊、王澍、万经等人又都是善于隶篆的书法家。后来篆隶书风又向碑学发展，其倡导者以包世臣和康有为为代表。清乾嘉时期，金石学兴起，以朱筠、毕沅、阮元为首的学者为研究注疏《说文解字》，对大量汉魏时期的摩崖石刻遗存的发现整理研究，打开了书法取法的新视野。而毕沅编纂《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以及《山左金石记》并提出“临帖不如临碑”的观点，影响之烈是前无古人的。其余脉所指，民国时期的隶篆以及碑学风气仍在演化之中。所谓“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学魏体”，可以想见在晩清到民国时期的学习风气，至今我们读民国时期的书法都绕不开隶篆和碑学的影响。于右任先生曾自述学书：“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就是鲜明的例证。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我们来观照王雪樵的书法，就能够找到历史经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