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死囚辩护（三）

法院维持原判 朱占平要做为死囚辩护的律师

解说：2002年9月4日下午，董玉雄忽然接到法院的通知，经复核，董伟被维持原判，并于明天一早执行。董玉雄连夜赶往延安，9月5日早7点，在法院门口，他被安排与即将就刑的儿子诀别，时限三分钟。

董伟对父亲说，告诉妈妈不要急，我已经走上这条路，无法挽救了，同时交给父亲一件遗物，那是董伟拘押一年多来写给女友的一本日记。一个小时后，董伟被执行死刑，再一个小时后，朱占平接到法院的通知。

朱占平：晚报的这个记者，她一直关注这个案子，她说我跟你一块去，我们俩就到那儿去了，一拿出来一看我傻了，维持原判。我说这咋还维持原判了，他说不但维持了，已经执行了，今天早上已经（执行了），我是九点知道的，说八点已经执行过了。

陈晓楠：你什么感觉呀，拿着那张纸。

朱占平：我昏昏沉沉的，记者把我拉住，走吧，走吧。腿有点都拖不动，正好法院的对面就有一个小酒馆，我俩就进去要点菜，要点酒，第一杯酒我们都没喝，我们说送这个冤魂上路吧。

解说：事后朱占平说他曾质问法官，为何人死了才通知他，法官说，就是为了不再给你法律救助的机会了。董伟的死给朱占平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一度关掉手机，拒绝任何媒体采访。在沉默当中，他反思着中国的死刑制度，当他再次走进事务所时，他决心做一个专为死囚辩护的律师。

朱占平：死刑案子我都会接，我不考虑他到底出于一种什么动机，我都会接的，但是如果说，委托我让我判处对方死，要求判处对方死，这样的案子我不会接。

陈晓楠：通常判死刑的人，他可能在犯罪的过程当中，可能确实做了一些，比如说通常用的一些词是罪大恶极的，激起民愤的等等这样的，会不会有人说您是在给坏人辩护？

朱占平：这是一个非常小儿科的一种说法，不管多坏的人他都有权获得辩护，这是法律规定的。

解说：董伟案后的十年间，朱占平又为数十名死刑犯辩护，在一座座看守所的会见室里，朱占平见证着一个个在地狱门槛前徘徊的灵魂。

陈晓楠：这个时候的人见到律师，可能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朱占平：是的，通常都这样，都希望你能跟他多谈几个小时，跟他多说一些，什么问题他都会问你，他就希望有一个人能陪着他，多在这个自由的环境里边呆一会儿。

陈晓楠：生与死之间的恐惧和绝望啊，这非常复杂的吧。

朱占平：是的。

陈晓楠：我觉得您应该是比我们能更多的观察到这样一些特殊的。

朱占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要起到一个牧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就是对他的灵魂进行一种安慰。他们那种痛苦，痛苦到一种麻木，但是又同时希望有奇迹能出现。

陈晓楠：就在最绝望的时候。

朱占平：就几天几夜都不睡觉，睁着眼睛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自己很无助的。

陈晓楠：可能很多人一些不太理解的人他们会认为这个时候他们的痛苦是咎由自取的。

朱占平：是。

陈晓楠：您怎么理解呢？

朱占平：强加给任何一个人身上的痛苦，都是不道德的，都是不人道的。

陈晓楠：哪怕他们曾经做出过伤害别人的行动。

朱占平：是的。

陈晓楠：他们也不应该承受这样的痛苦。

朱占平：承受过于这种，过分的这种痛苦。

陈晓楠：那怎么来衡量这个过分不过分呢？

朱占平：枪毙，有的时候很残忍，三枪五枪打不死，开枪的人手都软了，你两枪把他没打死，他喷着血，眼睛瞪着你，这个人的枪都再抬不起来了。

解说：在朱占平后来的辩护生涯中，有六人因他的辩护由死刑改判为死缓或无期，朱占平还是国内最早尝试将民事赔偿作为减刑条件的司法人士之一。2003年，21岁的军人封三娃刚刚复员，就在火车站遭遇了招工穴头和不良城管人员的联合诈骗，被毒打，身上的现金也被强行没收，绝望激愤中的封三娃，劫持了一辆出租车，在发现女司机试图将车开往公安局时，残忍的持刀将其杀害。

案发后封三娃的所有战友凑足13万元为其求情，朱占平也说服了被害人家属以及检方，在接受民事赔偿后，同意将死刑改判为死缓。然而最终在主审法官“社会影响极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判词下，封三娃还是被执行了死刑。

朱占平：这个案子也让我感觉到非常挫折，那时候就尝试着把民事赔偿作为悔罪表现的一种，后来几年以后，你看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也认可了这种做法了。

陈晓楠：像封三娃、董伟这样的你实际接触过，而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最特殊的时刻，接触过他们的人，然后他们又不在了，会经常蹦到你的脑海里吗？

朱占平：是的，我脑子里边经常能想起他们，那都一个鲜活的生命，封三娃最后告诉我说，叔叔我在抓紧的享受生命，他说我还没谈过恋爱，他二十一二岁，楼上有个三十多岁的一个女犯人，他说我现在天天跟她通信，我们在谈恋爱，我们很甜蜜的，那个女的也是死刑。

陈晓楠：最后体验一点活着的感觉。

朱占平：对。人的恶的这一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即将被判处死刑的人，都是已经有极大的罪恶了，但是我的着眼点不在这儿，我着眼于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他的起点在哪里，他的转折在哪里。人之初，性本善嘛。

陈晓楠：在你看来没有人生来是恶魔。

朱占平：没有，至少我还没有遇到过，没有无缘无故的，就是恶魔，那就是精神病了，那是个病人，我不能用正常人的目光去苛求他。

陈晓楠：虽然“四分钟枪下留人”，曾经让朱占平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律师在司法界一下子声名远播，但是死囚董伟却也就此成了朱占平心里一个难解的心结，他说作为律师，我没有在法律上帮到他，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同情董伟的家人。

看着一个自己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年轻生命就这样逝去，那是朱占平一生的遗憾。董伟案件之后的十年，好像是要弥补自己心里的这种遗憾，朱占平成为了一个致力于为死刑犯辩护的律师，尽管为死囚辩护，让朱占平招致了众多的不解，甚至是很多攻击，但是他依然坚持，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拯救，而不是仇恨。

朱占平说他曾经就目睹过这样的一幕，说几位法官聚在一起聊天，聊的是你今年杀了几个，一个说我杀了七个，另一个说我杀了九个，比你多两个。朱占平说，他希望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一幕，而他最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则是，只要枪声不响，我的努力就不会停止。

像您就是在职业生涯当中，面临那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线间的这样的过程场面，包括接触了这么多这样的人，对您自己对生命这两个字的看法有影响吗？

朱占平：你看到那些死囚，一个个死刑犯，他们对生命的那种渴望，那种渴求，那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太刺激，就是做这些案件，迫使我对生命产生了一种珍惜、一种依恋，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要伤害任何一个生命，生命是神圣的。可以说是产生了一种敬畏感，我开车的时候，只要前面有一麻雀飞过了，我立马就刹车，我不想把它撞上。

解说：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下放了24年的死刑最终核准权。“慎用死刑，少杀慎杀”的司法精神，已经越来越成为社全社会的共识。